以下是引用片段：

　　中北大学成功研制星箭分离冲击传感器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李爱珍）今晚的“嫦娥”冲天一飞，开始了与月亮的太空“约会”。中北大学研制的星箭分离冲击传感器，准确把握嫦娥一号卫星与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分离瞬间的 “脉搏”，精度准、可靠性高，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嫦娥一号卫星飞向38万公里外月球的漫长旅途中，需要完成一系列高度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动作。在发射后第1473秒完成的星箭分离，就是其中关系本次探月工程成败的十大关节点之一，这一瞬间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与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分离，卫星准确进入近地轨道，“嫦娥”开始了独立奔月的旅程。

　　由中北大学微米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 “星箭分离冲击传感器”，在嫦娥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完整准确地测试了爆炸分离瞬间火箭对嫦娥一号卫星所施加的分离推动力，该力过大会导致卫星损坏，过小可能导致分离失败，为精确判断星箭分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星箭分离冲击传感器”是中北大学在微米纳米（MEMS）技术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已被我国长征系列火箭成功应用20多次。在本次火箭发射过程中，中北大学还为火箭遥测系统提供了关键的测试设备――遥测系统数字量变换器测试台，确保了火箭遥测系统的可靠工作。

以下是引用片段：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新千年好！

　　岳麓书院是中国学术源远流长的圣地，我刚到这儿就感到古朴、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么在新千年的第一天，在这里我们一块儿来探讨未来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未来的特征。那么未来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以人为本，返朴归真。感谢岳麓书院和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让我们在这里、在新千年的第一天共同分享未来。

　　我们搞计算机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到了2000年的时候，是不是天上的飞机还在飞，地上的火车还在跑，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系统是不是还在工作。这是几个小时前要担心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认为我们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这个人比较胆小，从北京到湖南，也不敢在昨天，12月31号0点钟在天上飞，所以就提前来到了湖南。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当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线曙光的时候，我像个外星人一样静静地坐在墙角，倾听地球的声音。地球人是不是已经比较安全地进入了2000年呢？大家知道世界各地进入2000年的时间也不是同时就过了，在东方是昨天晚上的零点，现在是下午两点四十分，那么再过20分钟，美国加州，再过一个小时，地球的最西部也都平安地进入了2000年。当我早上醒来迎接第一缕阳光的时候，首先是打开CNN的报道，或看一些其他电视的报道，看有没有飞机失事的消息--我不是幸灾乐祸，我当然是希望人类平安地度过--然后上到搜狐上，好像电视上也没有传来这类消息。搜狐也像老朋友一样，网页仍能打开。上面有一则报道说印度劫机事件谈判成功，人质已经安全地返回。其次，还有关于登梅林雪山的运动员在云南、西藏摩拳擦掌准备迎接雪山的挑战的消息。好像这一个世界都已平安度过了2000年。

　　这个2000年的千年虫问题，使我回想起三年前。1996年我被尼葛洛庞蒂先生叫到伦敦参加"先锋论坛"会议。当时我正在融资的非常艰苦的阶段，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如果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好，可能尼葛洛庞蒂先生就会投资，如果他认为我什么都不懂的话，他就不会给我投资，就没有今天的搜狐了。我经过辗转全球的飞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会上讲起来特别的困顿。我当然讲起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在1996年9月份，中国几乎是一片"黑暗"，国外的人更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说起互联网的时候，我无论说中国什么，他们都说不错。不管你讲的是什么，只要你讲得振振有辞，他们都认为你是对的。

　　大家都听得很高兴，尽管我很困顿，但讲起中国来还是很兴奋。但是在提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计算机业的元老，包括苹果机的发明者等。当他们问到，你们国家关于2000年问题怎么解决，我说什么是2000年问题呀？我第一次听说有2000年问题。他们说到这个世纪末的时候，计算机可能会出现故障。我在想，那时候是1996年，世纪末还非常遥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世纪末的事，这反映我是多么的不懂计算机。我居然在三年前连2000年问题都不知道，这是一直使我感到非常羞愧的事情。不过碰巧，尼葛洛庞蒂先生没有赶上我的报告，他后来就问其他人，关于我的这次报告怎么样。也许别人说我的这个报告还不错，说中国的前景非常好，他好像很懂中国似的，他没有谈到这个两千年问题，所以尼葛洛庞蒂先生欣然把一笔资金投给了我，所以才有今天的搜狐。

　　时光再向前一年，那是1995年底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为什么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搜狐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过去几年中搜狐的发展特别能够折射出中国整个互联网的发展过程。1995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的记忆中是满街飞跑的黄色面的，和一个寒冷的北京，我是从加州那个温暖的地方回来的。刚开始条件非常艰苦，但我们非常兴奋，因为刚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文化中--我只偶而去麦当劳，当时麦当劳在北京刚刚兴起，只有在那儿才有喝咖啡的地方--而我们的办公室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非常偏僻。我离开美国前在ISI公司，它的总部设在匹兹堡。我加入ISI只有三天的时间，刚刚加入三天，就被派遣到中国来了。为我送行的时候，ISI的总裁也一块儿在匹兹堡的山上来为我祝酒，说你去的是中国，你将为ISI在中国打下一片天地。当时真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情。后来就到了北京，发现这儿除了咖啡、麦当劳和满街跑的黄色面的，还有修得越来越好的三环路。

　　我提着一个便携机到北京电报局去注册，当时申请一个互联网账号还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人们都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上了互联网是不是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情报，你这个人是不是可靠。在1995年底，当时我拿着一个便携机。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盒子，还是挺神奇的，所以我说什么话别人都容易相信。一年以后，当我融资成功之后，我们决定不做基础设施，不做上网的链接，而是做内容。当我们成功地说服电报局，把一个我们用手装起来的服务器搬到电报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电报局的局长也许认为这不算什么，不就是把你们的机器放到网上吗？！我当时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所以我带了一瓶酒去，准备握手签字以后用来喝酒庆祝。但电报局的局长也许不认为什么，所以那瓶酒始终没有打开。当时只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留在了搜狐的历史博物馆里面--我们会建立一个博物馆把搜狐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很多过去的情景也许往往当时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或者非常简单的事情，或者非常随意的事情，当你做成了以后，当搜狐让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的时候，过去的历史人们往往要用放大镜来看每个细节，研究它的意义。当时的历史意义是人们对网络的理解以为只是联起来的计算机，并不知道它上面能做这么多的活动，放这么多的内容，会逐渐深入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当我们把服务器放到北京市电报局之后，我们的感觉用当时苏联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当时中国的互联网确实是静悄悄的，还是非常黑的。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搜狐的贡献非常大。我们首先提出的概念是，你必须得开仓放粮，信息必须得免费。虽然大家认为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是很宝贵的，但我们还是提出信息要免费。人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看你的网站上，对网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奉献，很大的贡献，所以要免费。

　　那么怎么活下去呢？网站就要靠广告来收费，而且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我们把内容打开，准备开仓放粮给别人看的时候，我们认为只是简单地做内容，像传统媒体一样做内容是不行的。我们必须离开媒体发布的模式。如果只是把网站记者写的东西放到网站上，那么只是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工具，比出版只是稍稍地朝前迈了一步。但我们认为互联网不只是出版，互联网是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于是我们推出了分类搜索，把整个互联网上的全人类内容供大家搜索，供大家享用。大家想一想，互联网这个技术平台，即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平台，如果全人类不是有60亿人，而是只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话，互联网还有意义吗？可能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之所以说互联网有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让全人类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东西，实现自己的活动，提出自己的想法等等，这样互联网才因此更加有意义。同样，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走过了从信息免费到建立网上搜索、到如何创办一个公司的全过程：那就是引入风险投资。关于风险投资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当时我们感到是在黑暗中呐喊，别人不会相信我们，当我们去融资的时候，当他们问你们有厂房可以抵押吗？自己又没有厂房可以变卖，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想法，给你投钱来买你的股份呢？如果你要是做不成的话，你是不是要按照高利贷的高利息来归还我呢等等，所以当时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整个的硅谷、整个的新经济都是建立在风险投资的基础上，建立在投资者愿意购买一片未来，愿意承担一切高风险的基础上，而且这个资金不用还。如果这个公司获得很大的成功，那么这个投资者因为他当时忍受了相当大的风险，他就应得到相应的回报。当时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呐喊，而现在，如果在街上碰到任何人，如果他口袋里有一点钱的话，他会说我想投资互联网。

　　刚才回顾了历史，讲到了千年虫，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天已大明，人人都想投资互联网，在整个中关村附近或者在中国，有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在到处游荡，可能都想投资给中国的互联网。每天都有新网站起来，成千上万的网站！我去清华、北大或者任何一座大学，每一个青年人以前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或者说毕业以后想干什么？很多人说，我想出国留学，或者我想经商，等等；但现在你再问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会说我想创业，甚至我都等不及了，等等。那么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种现象是不是过热呢？是不是一种肥皂泡呢？是不是心情太浮躁呢？我觉得一点都不过热，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一种持续的缓慢的增长，而历史经常是以一种革命性的增长方式产生。互联网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会创造全新的经济，我们处在一种全新的经济的起点，这个起点可以拿一个曲线来比较。如果你打高尔夫球的话，我们不妨拿高尔夫球杆的底线来比拟。这个球杆的样子是往上一拐再往上伸。我们现在正处在高尔夫球杆拐弯的地方，这就是一个新的经济的起点。现在有幸进入这样一个领域或者跟这个领域挂点边的人，都会成为新经济的缔造者。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经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才刚刚到达信息社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只管好我们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呢？以及我们进入知识经济是不是时间太早了？我说一点也不早。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财富？我们总以为地里打了多少粮食、炼了多少钢才叫财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花5千、6千块钱去买一个手机，那5、6千块钱可以买多少斤粮食呢？你每天的生活就满足于吃粮食吗？我们要打手机，我们不只是要打电话；我们不只是走路、骑自行车，我们还要坐面的、坐夏利、坐桑塔那，我们要坐飞机；我们坐的桌椅板凳不只是我们现在在坐着的木板凳，我们还要坐沙发，坐高质量的沙发；我们的生活需要更加丰富多彩。我们不满足一个频道，我们要看更多的电视频道；我们要看很多的电影，我们要上很多的网站，我们要选择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多种交流方式。以前的时候，一个人只跟街坊邻居来往，我们只跟村子里的人来往，我们送一封信可能要花费一上午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十分钟可能发几十个EMAIL，而这个电子邮件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交流。你跟别人在说话之间就已经跟世界上几十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在南非，还是在美国的加州，进行了交流。我们现在的时空拓展，生活的选择，等等，这都是财富。

　　我们就要入世了，我们的国门经过缓慢的过程也越开越大。我们刚刚经历了三百年落后的历史，我们对自己的自责往往多于对自我的夸奖。我们总是说，唉！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没办法。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中国人是多么可爱！我在中国生长了21年，又在美国生活了10年。有时候能够跳出圈外，好像在宇宙飞船上来看、来观察这个宇宙、这个星球，来看我们中国人。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的可爱。这主要有几点。第一点，我们现在在岳麓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它提醒我们，我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教育的传统，我们对教育的重视是我们文化里最优秀的一点；其次，我们非常具有牺牲精神。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为了朋友我们可以两肋插刀，为了朋友什么都可以牺牲。几天前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叫《商品的故事》，上面讲了一个故事：在二三十年前，当时工作中的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帮另一个朋友买自行车，历尽周折，辗转千山万水，把自行车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而另一个朋友，为了报答他呢，给他弄了很多猪油、粉条给他寄去，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就是为了帮朋友。这就是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精神。还有我们对家庭的重视。"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可以做，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到最后。不要看这些简单的事情，这些发生在我们家庭中每日每刻的事情，实际上，跟西方文化比较起来它们极为可贵。因为在西方每个人都在谈论个人的利益，自己怎么样，自己的权利怎么样，而往往忘记关心他人，关心父母；父母对小孩也没有像我们的"天下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到无微不至的地步。还有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要追求成功，要光宗耀祖，要出人头地，不要满足于生活上的富足，而经常要追求一些成功的愿望。天下的父母也要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孩子特别成功。我们总是在寻求物质生活之上的一种更高的人生意义。这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要取得成功的精神，能够激发起我们每一代人吃苦的精神，能够整天去想怎样来做事情。这些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勤奋、善于思考、不断进取、对很多东西都富于研究的特质。因此，我们都特别喜欢做学问，信息在中国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即使我们的传播手段不是那么发达。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是非常可爱的。假如我们再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形式逻辑，比如说A加B就等于C就这么简单的形式逻辑，和对规则的重视，我们就可以结合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在更大规模上创造在亚洲四小龙身上已经创造的经济奇迹。而这种奇迹将是比亚洲四小龙十倍十几倍的规模，而且速度上毫不逊色。也就是在21世纪，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纪，更大规模地在中国大地上产生。

　　那么在走向世界，走向繁荣，创造经济奇迹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跨越三百年的自卑。

　　刚才说过了，因为我们刚刚从三百年的落后的谷底开始攀升，我们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往富强的道路，我们已经习惯于不相信自己，我们刚刚受到一些鼓励，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发展，但是还习惯于自责自愧。我们已经颤微微地站了起来，但是还是有些羞愧、不知所措。面对西方--我们永远相信的西方--代表的质量、信誉、发达，我们又该怎样正视自己？我的一个朋友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是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而他是一个中国人、美籍华人。当他到中国跟中国的一个单位来谈判的时候，带的助手是个美国人。他发现，当他的助手在发言的时候，我们的中方代表如在接受一段真经似的，助手说什么都唉呀是，是，是，说得很对，都赶快记下来，而当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对方却不以为然。直到后来，中方才搞清楚，原来他才是大老板。由此我就想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西方列强在几百年前把中国的国门打破，当他们用稍稍发达一点的科学技术制造的枪炮把我们清朝或者明朝的铁骑军队，轻易地一排排放倒的时候，中国人在那一刻就彻底丧失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一个泱泱大国的自信心。而在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志士仁人一直在寻求自救，来寻求自我，来建立自己的自信。直到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道路。但是我们仍然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沉重的自卑感，这导致我们对很多事情往往不能不亢不卑地来面对世界。实现了一些成就，我们就感到沾沾自喜；能够跟西方人平起平坐，以对西方能够说不而感到扬眉吐气。我们觉得能够挑战西方，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做到了。实际上，这里面还是隐隐约约包含着一种自卑感。大到很多大的问题，小到我们每日每时的做人，在跟西方谈判合作，等等，都是如此。

　　人们常说一个贵族需要几代人的培养。也许等到在新世纪里面，在几十年以后，中国真正的富强了，发达了，能够跟西方真正在财富上平起平坐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才能调整到一种平起平坐、一种不亢不卑的状态。但是要记住：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非常善于思考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在我们新的世纪、新的经济、真正的财富、经济发达的到来之前，提前跨越这三百年的自卑，以一种儒雅平和的心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呢？

      这是05年09月18号的事了，至今想来仍甚有意思。文章也是那天写的，突然发现这里没有，现在补上以感叹一下大学的生活吧！